参见［荷］乔安妮·凯勒曼、雅各布·徳汗等：《21世纪金融监管》，张晓朴译，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第13页。
摘要: 在美国，规制性协商指的是受规制影响的利益主体通过建立协商委员会来促进共识方案达成的程序机制。(3)向行政机关报告他所了解的情况并提出参考建议。
[33]比如EPA关于违反清洁空气法排放标准处罚的规章制定过程中，ERM -McGlennon既作为前期召集人，又担任协商阶段的促进人，并且对于拟议规章草案的共识达成，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93年发布的12866号总统令，要求每个行政机关都扩大合意机制的运用来提高规制，比如协商性规章制定。此外，还有其他以公众参与要素为对象的法律规范。Jody Freeman, Collaborative Govemance in the Administrative State,45 UCLA L. Rev..1,87-91(1997). [11]William S. Jordan, Ossification Revisited: Does Arbitrary and Capricious Review Significantly Interfere with' Agency Ability to Achieve Regulatory Goals through Informal Rulemaking?94 Nw. U. L. Rev.393(2000). [12]5 U. S. C.§556-667(1994).在 United States v. Florida East Coast Railway 案之后，这种正式的规则制定程序已经很少用。[10] 二、规制性协商的实施背景 总体而言，规制性协商是伴随美国规章制定程序日渐僵化不得不寻求救治方案而出现的。
促进团体抱怨诉讼延误了重要规章的执行。[53]在其备忘录中，督促行政机关通过协商，而非命令，就发展合意性规章制定提供实质性的努力。因此，但凡与概念、原则、教义的阐述、整理及其系统性结构安排无关的专门研究，皆可归入专论范畴。
接下来的问题在于：两种进路是如何形成的？内生增长是在什么起点和延伸轨迹上进行的？结构转换又是企图实现怎样的起点和轨迹的变革？当下行政法学体系转型的议论与它们是如何存在关联的？体系转型又将在什么意义上展开和完成？ 二、若隐若现的手：监控者和管理者 在新行政法的内生增长论和结构转换论进路之背后，潜藏着两个隐约可见的角色：监控者和管理者。在代议立法往往不能通过明确无疑的指令让行政执行的情况下，合法/违法二元符码体系已经捉襟见肘，因此需要引入：(1)合目的性原则，以使管理者在(通常是宽泛的)行政目标的框架下较为自由地选择实现目标的方案和手段。管理者关切行政目标、任务的高效实现，由此对行政法原则、公共行政的组织、行政活动的形式、行政的责任、行政侵害的救济等都有其独到的观察。该传统有着两个非常重要的彼此交织的渊源：一是大陆法系现代行政法的知识渊源。
为了凸显传统行政法学体系之特点，凸显面向行政所面向的方法之特点，从而有助于研究未来体系转型的方向，本文努力建构监控者和管理者两个理想类型，挖掘二者各自偏重的立场、方法和向度，最终以此为基础，探讨二者在行政法学研究上统合的可能性与不可能性。从行政法疆域自有其范围和边界着眼，主要受私法规制的活动形式，即便可以高效完成行政任务，也不宜纳入行政法总论教材予以详细论述，简单的提及足矣。
然而，未来的行政法基本原则体系，是可以考虑监控者和管理者的统合的。由于行政行为形式多样，一般的行政行为法为总结抽象共性，对行政行为进行类型化处理，并分别结合各类行为于法律效果上的特性，形成可普遍适用的原理和规范要求。（一）监控者：传统行政法的内在主角 前文已揭，本文所指传统行政法，系指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渐趋成型的一般行政法/行政法总论体系。而与形式法治主义相随的法教义学/法释义学，在奥托·迈耶处也表现为以行政行为为核心的行政方式法释义学，使行政法最终发展为行为方式——权利救济的固定模式。
参见前引[34]，何意志文，载奥托·迈耶书，第8页。从理想类型的构建角度而言，一是需要努力将零星、散落的观点聚拢，二是需要对管理者视角予以提纯，剥离监控者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有可能留下推至极端的印象。首先，前述以适法法官为模本的监控者角色，并不是唯一的监控者。至少在原理和经验上，立法者也是一种监控者。
以上可知，传统行政法学的体系和方法，既非无目的的随意性产物，也非单一历史要素所决定，但其最终的形成无疑是以驯化和监控行政以使其合法为核心宗旨和依归的，这一主线可以将传统行政法学的诸多其他特点串接在一起。由不同主体基于不尽一致的理论和原理展开的监督，如立法机关的监督、行政系统内部的监督(上下级一般监督、纪律监察、审计、行政复议等)、司法机关的监督(通过行政诉讼的法院和检察院监督)，皆有一系列法规范予以设置和完善，包括监督主体、程序、手段、标准、效力等方面。
参见前引[36]，米歇尔·施托莱斯书，第546-547页。[75]本文认为，对行政过程的整体观察和检视，势必会采取管理者的立场，考虑行政任务有效完成所需要的部门间协调、上下级之间共享信息等问题，以及考虑网络化环境下行政所需要的特别活动形式和环节，如电子文书、企业质量控制的电子化与政府监管的衔接等。
这里的介绍应该结合行政目标、任务、模式、活动方式、与市场、社会之间的关系等要素，对行政进行抽象化、类型化的处理(如秩序行政、福利行政、社会行政、环境行政、风险行政、全球行政等)，以凸显不同历史阶段的主要行政类型和不同类型行政的特点。[31]参见罗豪才主编：《行政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二章风险规制的合法性。[68]此类挣脱传统行政法总论框架的努力，确实可以使部门行政法的体系化有其自己的关注点，而不至于成为总论模子的套用产品和概念游戏。与之不同，属于结构转换论阵营的观点认为传统行为形式理论对行政实体政策面向关注不足，不能告诉我们什么是一个好的政策，故其主张引进规制工具及其选择理论。进路对应的是观点而非学者，因为在同一个学者身上，针对不同议题，可能同时混杂着两种进路。
中国行政法释义学体系的建构，仍应是中国行政法学研究的重点甚至重心所在，这一点不应因‘新行政法的崛起而受到太大的冲击。作为一般行政法组成部分的行政组织法，并未聚焦零散的公共行政组织性规范，而是以行政主体概念为核心，以在林林总总的行政组织形式之中定位责任主体为旨向，对行政组织进行行政机关、被授权组织、受委托组织的类型划分，附带梳理公务员、行政助手与这些组织的法律关系。
不过，也有部门行政法的成体系专著，试图形成与传统行政法总论有区别的、有着该部门自身特色的体系。[36] 2.依循法治原则，以代议机关的立法为行政权的行使设定驯化规矩，行政权由此纳入合法/违法的二元符码约束体系之下，而这是法律系统有别于政治、宗教、道德系统的独有的符码体系，[37]行政法得以具备独立于其他学科的存在价值。
至于其他合目的的、有效的行政活动形式，若基本受公法规制，皆可考虑予以逻辑体系化的可能性。其可能尚未达到一般行政法的抽象和普遍程度，但也并非仅限于某个行政部门或领域，如社会行政法、[7]风险行政法、[8]全球行政法[9]等。
[46]前引[36]，米希尔·施托莱斯书，第513页。在历史上，德国行政法学的独立建立在行政学/行政政策学和行政法学的分野基础上。这些专论统合的结果，对既涉及法规范解释适用又牵扯政策方案、制度设计的专门问题之解决有益，但迄今尚未形成对行政法分论的体系化重构。但是，当域内外既有共性又有差异性的公共行政变迁引致新行政法，进而引发行政法学体系转型思考的时候，对中国传统行政法影响因子的来龙去脉进行考察，也就成了自然之事。
参见前引[54]，李洪雷文。为更好地理解新行政法的两个进路，更好地应对新行政法提出的行政法学体系转型之任务，有必要将这两个角色作为理想类型予以整理和提炼，以使其各自的侧重特点更加清晰地展现出来，进一步可以研究二者在行政法学体系中进行统合的可能性与不可能性。
[40]法治国的模范形象要求行政法中的概念要尽可能清晰明确，并在司法上能进行审查。（一）行政法学的专论 此处所言的专论，对应于体系化。
即便是认为其需要回应公共行政变迁的，也似乎未在结构性转变意义上予以阐述。[34]为此，奥托·迈耶将依法律行政注入行政法，强调行政的合法律性、可控性以及司法对行政合法性的控制和检验。
例如，王锡锌认为，合法性分析和合理性分析其实都是形式合法性原则，而对行政活动结果的实质合法性分析，本质上是政治过程分析而不是法律分析，需要分析行政体制的结构、行政活动的程序、利益的均衡代表、利益竞争和沟通的平台、行政结果选择的理性论证等，为此应当引进公平行政原则、开放和包容性原则、理性行政原则以及行政民主性原则。[17]以上试图超越传统行政法基本原则定位的努力，本文将其归入结构转换论。(3)关怀行政目标、任务高效实现的行政法基本原则 我国主流行政法学说一直以来都将行政法基本原则定位于贯穿行政法之中，指导行政法的制定、修改、废除和实施的基本准则或原理。第六章风险规制决策程序。
[47]综上，规范法学的行政法学基本与具备前文所述特征的监控者角色一致，而主张对行政法规范目的、背景、作用等应同时研究的综合的行政法学，确实含有管理者的眼光。[39]参见前引[34]，奥托·迈耶书，第119-125页。
[13]参见前引[11]，赵宏书。[75]参见何海波：《内部行政程序的法律规制》(上、下)，载《交大法学》2012年第1、2期。
该学说将注意力落在国家责任体系(责任体系是行政监督和救济法部分在实体法维度上的核心)，指出传统行政法的国家责任以负面的消极评价责任(过错原则)和追究责任(赔偿或补偿)为主，其很难适应以有组织地不负责任为特点的风险社会的到来。198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通过，是中国行政法/行政法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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